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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殖中心周边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女性，她们或相伴去打针，或一起晒太阳，或下雨时围聚于旅馆门口闲聊，她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着心中期盼的治疗结果，等到了的人，离开了这里去待产；没等到的人，根据自身处境选择去留。这些接受生殖治疗的女性，她们牺牲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她们对母亲这一身份的美好向往和现实不可抗拒的生理因素又会给她们带来怎样的心理压力？我们将通过这篇文章来探讨以上的问题。

本文于年发表在《GynecologicEndocrinologyandReproductiveMedicine》杂志上，JCR分区为2区，影响因子为2.。

研究预览

对于想要孩子的夫妇来说，不孕是最大压力源之一。在接受生殖治疗的所有女性中，有一半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本研究旨在评估日本当前正在接受生殖治疗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并识别她们的严重心理压力源。

研究目的识别引起正在接受生殖治疗的女性产生严重心理压力的危险因素。研究方法这是一个于年8月到12月进行的横断面、多中心研究。共招募名受试者，她们完成了一份包含生殖治疗、工作条件、家庭条件、心理压力等内容的调查问卷。对在接受生殖治疗的同时还在工作的受试者进行了进一步的集中分析。研究结果

名受试者（6.2%）心理压力测量分数≥13，表明很可能存在严重心理压力；

多因素分析表明，年家庭收入低、不孕时间≥2年、无生育史与心理压力得分高有强关联；

名开始接受生殖治疗时在职的受试者里，有人（19.9%）经历了辞职，这些人群中，家庭收入低、停职、工作场所中因不孕受到嘲讽、在接受生殖治疗期间感觉难以继续工作与心理压力得分高存在强关联。

结论

女性在接受生殖治疗期间的严重心理压力源包括家庭收入低、持续不孕、无子女、与不孕有关的嘲讽、在工作中感到力不从心或辞职等。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针对此类人群的精神卫生保健支持系统。

1.背景

年，日本女性首次结婚和生育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9.4岁和30.7岁。女性卵巢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且在35岁后，卵巢的功能下降速度将加快，这将导致更多的女性需要接受生殖治疗。根据日本国家辅助生殖技术（anationalassistedreproductivetechnology，ART）的注册数据库显示，包括体外受精（invitrofertilization，IVF)在内的ART治疗案例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一倍多，接受ART治疗的女性年龄高峰从35岁增加到了39岁。在此期间，职业女性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ART治医院门诊，接受临床检查、进行卵巢刺激、注射药物或激素、胚胎移植和妊娠测试等程序，因此，职业女性接受生殖治疗可能会更加困难。

2.方法

该研究于年11月在日本建立了一个收集生殖治疗、工作和家庭生活方式等信息的数据库。并于年8月-12月向日本东京4家ART机构的名不孕女性发送了问卷，名女性（89.5%）接受了调查。研究发现有55名受试者正在接受心理健康治疗，最终纳入分析了名受试者。

问卷内容：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与伴侣一起生活、生活习惯、怀孕史、生育治疗、不孕不育辅助治疗等。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家庭年收入、工作环境（就业状况、因生殖治疗需要不定时请假、因不孕受到嘲讽、难以平衡生殖治疗和工作）。使用K6评分（Kessler-Six-questionsychologicalDistressScale）来估计受访者在过去30天经历心理压力的频率。K6得分划分为0-7、8-12、13-24，表示受访者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性为低、中、高。研究认为K6≥13分的受试者很可能存在严重心理压力。

图1：正在接受生殖治疗女性可能遇到的压力

3.结果

3.1所有受试者

所有受试者中，名女性（6.2%）报告了K6高值，表明这些受试者很可能存在严重心理压力。表1显示受试者的个人特征。

表1：所有受试者的个人特征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家庭收入低(OR=1.89,CI:1.04-3.42)、不孕时间≥2年(OR=1.87,CI:1.08-3.25)、无生育史(OR=2.04,CI:1.05-3.97)与K6存在强关联（表2）。

表2：所有受试者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2接受生殖治疗的职业女性

在接受生殖治疗的同时还在工作的受试者她们的K6评分，其中有固定工作人（77.7%）、无固定工作人（14.8%）、自由工作者74人（7.5%）；

K6高分的职业女性家庭收入明显更低（P0.01）；有名（19.9%）女性因接受生殖治疗而停止工作或改变工作；与非K6高分的女性相比，K6高分的女性明显更容易经历离职（31.4%，27人，P＜0.01）、更容易在工作场所遭受与不孕有关的嘲讽（17.5%，14人，P＜0.01）；82.8%的职业女性（人）称：由于需要频繁前往门诊（64.7%，人）、没有时间住院（59.0%，人）、精神负担太重（46.8%，人）、医疗费用高昂（33.6%，人）、缺乏来自同事的理解（18.7%，人），导致自己很难兼顾生殖治疗和工作任务（表3）。

表3：职业女性的个人特征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低家庭收入(OR=2.83,CI:1.52-5.28)、停职(OR=2.08,CI:1.05-4.14)、工作场所中因不孕受到嘲讽(OR=2.07,CI:1.08-3.98)、在接受生殖治疗期间感觉难以继续工作(OR=2.94,CI:1.15-7.50)与K6高分存在强关联（表4）。

表4：职业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5.讨论

年，日本劳动卫生与福利部门（TheMinistryofHealthLaborandWelfare）调查了企业员工平衡生殖治疗和工作关系的情况，在参与调查的家公司中，39%的公司存在女员工接受过生殖治疗，但这些公司中的70%没有为这些员工提供支持，剩下30%有支持系统的公司中，只有少数公司对接受生殖治疗的女员工提供休假（6.2%）或提供补助（1.9%）。在本研究中，超过80%的受试者认为接受生殖治疗和继续工作是不可能并行的。也就是说，若在不利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大多数女性会放弃接受生殖治疗。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支持在职女性在接受生殖治疗时继续工作的职场环境。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发展起来的远程工作模式，辅以在职女性的丈夫支持家务劳动，是未来女性实现继续工作和接受生殖治疗的解决方案之一。

6.小编有话说

不孕是想要成为母亲的女性的压力源泉之一，ART治疗给予了她们希望，但倘若因为接受ART治疗辞去工作，或因为不愿放弃工作而拒绝ART治疗，都是令人惋惜的局面。本研究识别了接受生殖治疗女性的严重心理压力源，为减轻不孕女性的心理压力，研究认为需要建立精神卫生保健系统并支持在职女性在接受生殖治疗期间继续工作。下期推送，我们将根据一项10年的随访研究，为大家介绍经历过生殖治疗夫妇的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及对生殖治疗的看法，敬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