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我之所以不主张丢弃中医，是不想丢了“心”，确切地说是中国心。有个叫文怀沙的中国文人，今年九十七岁了。他早年当过北京中医药学院的教授。他说，他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活着不仅要有脑，还要有心，有魂。打着西方的旗号，把自己当作西方代表的人，头脑是西式的了，但有几个人具有西方人的心和魂呢？人不光是靠脑袋活着的。所以中国人在劝人的时候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好的道理如果与人情相悖人们也接受不了。这就象诸多道理对爱情不起作用一样。

相对西医，中医的重心的确偏重于心，许多人不承认“心”，觉得有脑就可以了，就象认为有幸福的理由就应该幸福一样。学中医重“心”，重直感、灵气和境界，这让讲科学的人嘲笑。这个嘲笑有道理，正因为心性的东西不好把握，所以不容易也不宜大力提倡和推广。

文怀沙在文革其间受迫害，心志郁结，腹部鼓胀，疼痛不止，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听到造反派幸灾乐祸地向他宣布这一消息，他惊愕了几分钟，然后放声大笑。他说，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躺在床上背诗，背诵古文，三个月后，他的肝腹水下去了，癌，没有了。他对此解释说，医者，意也。这个时候他背的这些诗、文章都是药。他说，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疾风暴雨，我内心一片祥和。

中国文人通医的例子很多，瞿秋白在狱中给狱卒们看病开方，恐怕也不是为了骗人。看一篇文人杂记，说的是一个人骨折了，朋友给推荐接骨高手，有人问这高手名气如何？回答说很有名的。于是去了，一见之下，原来这高手是著名作家萧军，有的是文名。萧军三下五除二就把骨接上了。然后大家坐下来谈文学了。能让晚期肝癌消失，能接骨，这是不是得是相当不错的医生的能力？可是，这对这些文人来说，竟是雕虫小技。

在中国，身怀这般“绝技”的人真的不少。我的四姨奶经常被找去给人看病。看她给人治病，我母亲竟看傻眼了。高热，抽搐之人，她让人把病人肛门扒开，露出一条白色的硬质病灶。她用小刀划开，挑出一丝丝的白线。白线挑尽了，人就好了。外伤感染引起的高热，咱们看就是败血症状，可她老人家“截红线”，顺着伤口找“红线”，在红线端点挑开，放出毒来……还有一种急症，她是用一个大麻针点一下咽喉处据说有一个小白点。与我四姨奶相对，我母亲反到象一个西医。因为她治这些病是当大病治的。她认为我四姨奶这么治病“没道理”，后来，她下结论说，这是土办法，治的是地方病。但我四姨奶很得意，医院或我母亲就是大病，而对她来说，治这样病就是小事一桩。但她治不了自己的风湿，时不常地要住到我们家，让我母亲给她针灸，吃药，好多对西医说来是大病，没办法的病，对中医来说是小病，好治的病。同样，对中医来说束手无策的病，对西医来说也可能是小事一桩。而对中西医来讲都是疑难的病，土办法对付起来又游刃有余，所以，说到底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人，能给自己治点病这很正常，不是非医生不可。丹顶鹤腿断了，它会象打石膏那样用草裹着泥敷在腿上。狼有病了，也会自己找草药吃。有句老话说“久病成医”，说的就是自己多体会，也能啄磨明白好些医理。何况中医是不停地啄磨了几千年哪。这个啄磨不仅靠脑，还要用心，用心去体会，去感受。中医的感受性是比较强的。女儿现在看人就是从医生的角度，从人的脸色上观察好几个脏器的问题，甚至从人呼吸的轻重，身上的气味等进行推理判断。虽然我知道这很原始，但也大加赞赏：“好，咱女儿真行，会看化验单也会看脸色，医院也能叫医生！”

现在仪器的分析定量能力已相当强了，但是品茶和品酒在很大程度上还要请品茶师和品酒师，好香水还要靠闻来鉴定。这就是说质量不是仪器测量就能确认的，灵敏的感官还是不可少的。(五十一)作为男人，你是否希望女人象男人一样？如果不希望，那么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现在的女人是否真正具有女性？我生女儿前，可能说通过劳动、上学、读书、进入社会、与男人共事等，在语言、思维、做事等方面基本符合社会标准，与男人一样。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男人建立的，所谓社会要求人的标准实质上是要求男人的标准。我那时以为这个标准是不分性别的所有人的共有标准。社会是由男人创建的，在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女人好象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男人在理性领域内是否定女人的。一个哲人说：如果一个女人说2+3=8，那么她犯的还是数学错误，可女人常常会说等于蜡烛。我父亲就认为女人不可理喻。

如果一个女人还有自尊，她将如何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于是，许多女人通过达到种种社会要求来证实女人与男人一样。当我觉得在社会上我和男人一样了时，有一次我给一个妇女组织写材料，这个组织的女领导对我说，我写的东西和男人一样，没有“妇女味”。我感到很奇怪，什么是妇女味？是婆婆妈妈？儿女情长？不是，那是什么，总不能是2+3等于蜡烛吧？

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是一个我称之为等边三角形的稳定结构。唯物，客观，理性，科学，与男人的并无二致。对此，我感到满意。照理说我不可能有什么质的变化了吧？或者说，想不出我会怎么变化吧？如果这个变化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我也还是象个男人。

说来非常简单，我的变化来自生产。生女儿，我折腾了一天两夜，在处于体能耗尽，界于弥留状态时，听到一声婴儿的哭声，睁开眼，我看见了女儿。就这一眼，伴着昡晕，乾坤倒置，我感到我的等边三角形翻倒了，翻倒了的三角形还是原来的三角形，可里面原来按顺序摆放的概念全颠倒了，在新的顺序里，我惊奇地发现2+3等于蜡烛！

一霎那，我明白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困绕了我很长时间的死亡恐惧烟消云散，我知道从此之后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而且乐于接受死亡。如果没有这个生产过程，那么我的一生就是一世。我可能会有出息，精英了，但肯定会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一个在大地上爬行的蛹，没有逻辑的石块垫脚就过不去沟，没有道理的树枝搭桥就过不去河，我就不会获得第二世——化蝶。女人可以一生两世，如同蝴蝶的一生。

国外的研究表明，剖腹产阻碍了催产素的产生，减低了生产的幸福感，会影响母子之情。我内心认可这一研究。父亲和母亲都爱孩子，但爱法不一样。父亲爱孩子，但三角形不会翻倒，他不会因孩子而改变世界观。

我们都知道后娘狠毒的故事，也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这一说法。其实，很多后娘并没做什么坏事，她只是对孩子比较客观而已，而本来就客观的亲爹理所当然地认同后娘的客观，认为后娘说的有“理”。当一个家通行“理”的时候情况就不妙了。一个被客观看待的孩子会象失去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苗一样枯萎，而这一事实又反过来印证了后娘的客观。

现在的人们觉得孩子不需要特殊的爱，一般性的爱和喜欢对孩子来说就足够了，所以给孩子找个喜欢她的后娘也不是亏待他。如今有些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停留在喜欢的层面，她们谈自己的孩子，口气象老师，象保姆，就是不象母亲。她们总是用社会标准衡量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被家人和社会客观看待恐怕是大学生跳楼的一个原因。有谁希望妻子客观看待自己？是否觉得现在女人看待男人越来越客观了？生产的痛苦剥去覆盖在女人身上的层层社会外壳，掘出人性的原始地基，把母子关系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础上。没有乾坤倒置就没有到位的母爱，孩子心灵得到的就不是充足的阳光。讨饭的娘能给予孩子的往往是当官的爹给予不了的，就是这个道理。后娘之所以狠毒，就是因为其母爱没有大路可走，被逼上了崎岖山路。

男人也可以化蝶，我注意到男人的这一思维飞跃是“悟”出来的。“觉悟”了的男人也象女人一样超脱社会。“觉悟”过程经常会伴随生活的艰辛和肉体的痛苦，比如苦修。我想，在痛苦中可能蕴含了一种推动力量，痛苦的价值没有被人充分认识。痛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搞清。

我前面说过，一对不孕夫妇打仗，打得女的肋骨都折了。我很气愤，而我母亲说，这就好了，要生儿子了。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母亲这话的意思，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在不孕症中，心理因素起很大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是怎么起的我们并不清楚。

有一对夫妻是我朋友，他俩的婚姻亮起了红灯，除了我，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亲人也离得远，我不主张他两友好分手，而是把他俩关在一个小黒屋子里让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这个交流过程十分艰难，不吃不喝就不说了，血与泪也不说了，暴力与自杀也不说了，最后两个人精疲力竭，消耗殆尽，这时，他们触到了最原始、最本质的爱情，和好了。如果他们是一对不孕夫妇，这时就有可能受孕。在动物界，发情期普遍具有的消耗状态是不是也说明这种状态有利受孕？在西方的虐恋行为中，人们是不是在用扭曲的方式寻找人的原始本质？女人一生有三个“养人”的时期，青春期，生产期，更年期。剖腹产是不养人的。

更年期困绕着许多中老年妇女，所有药物效果都不理想。有人问我吃什么药好。我说什么药都不用吃，怀里抱上孙子马上就好。可现在的年轻人三十多岁了也不肯生孩子，害得老妈闹人生季节错乱病。自然中有比人的头脑更大的智慧。（五十二）昨天，与一个朋友喝酒，庆祝她“出仓”五周年。“出仓”是出无菌仓，她做了干细胞移植，按当下的医学理论，干细胞移植五年后，存活率就大了，所以我们庆祝。回顾与她一起出仓的九个人，如今只剩两了。

我陪朋友复查时见过她的主治医，我很佩服他，当我和朋友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时，他说，我的朋友之所以活命，有三个因素：“一个好的医生遇到了一个好的病人再加上好的运气。”我听了不由点头称是，此人是咱们国内的权威人士了，却把医的作用定的这么低，看来大医的体会就是到位啊。

为此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专治绝症的权威医生。他说他给人治病就是摸索“我知道我的病人是怎么死的，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所以在这个医生手下活了的病人，这个医生从不敢认为是自己医治的结果，总要寻找病人没死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一点上看，西医不也是在从自然中寻找治病的途径吗？正因为西医能讲清楚人是怎么死的，这一长处造成了人们过度恐慌。由于近来要求知情权，病人上手术台前要签个文件，上面写满这个手术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便是一个小手术，这个告知单也好几页，其恐怖性足以把病人的精神摧毁。人们随着西医把眼光全落在他们说得清楚的死因上了，所以患者一拿到癌症诊断书，就如接到死刑判决书，50%的人先吓死了。我总是劝人：其实西医不知人是怎么活的，何苦向西医自首？

西医能说明死因的长处在法医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西方就有发明新毒药将人杀死而因科学无法解释其机理逃脱法律制裁的事。我想，中医用阴阳五行杀人法医也无法说明死因。

中医往往知道病人是怎么活的，却不知病人是怎么死的。于是，西医从活的人身上找医学突破口，中医从死的人身上做校正。中医对“医”的作用从不给予过高强调。这相对一般西医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二十岁的病人要好治，八十岁的病人任谁也难以妙手回春，因为他本身已是秋了，无春可回。中医在医的过程中很强调病人的作用，淡化医的作用。因为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是他自身的正气在起作用，医生不过是扶正，是帮助。

人们之所以不太重视中医也有中医自身的因素，因为它不让人形成对医的依赖。人们现在对西医形成依赖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要求西医为人类的超负荷享受保驾护航。而西医不仅不拒绝人类的这一要求，还承诺为人类提供保障。于是，人类在科学的支持下偏离自然界轨道越来越远，我担心的是科学能否支持到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速度能否赶得上人类欲望膨涨的速度？有了“伟哥”的支持，纵欲就不是什么不良生活方式了。“伟哥”可以让人暴亡，西医会不会让人类暴亡？

我岂不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承认科学是仙丹，相信服了仙丹人可以成仙。但仙丹不是谁都能服用的，带着没被清理的身体，怀着没有沉淀的欲念而服仙丹就会暴亡。科学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好东西，但它要自己的“时”，不在“时”就是毒药！

有的病人在听过女儿诊脉后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了，那你给我开方吃药吧！”女儿拒绝开方：“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气，那么吃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吃中药时喝大酒，这药起什么样作用？你服药过程中发怒，气血妄行，这药会走哪一经？这和杀你有什么区别？”在中医诊断中，“我”的成分很重，不仅强调医生的“我”，也强调病人的“我”。这是西医难以接受的。西医的CT片中几乎不含“我”的成分。于是，西医的仪器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医生的个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见过一个医疗官司，最后做鉴定时追究责任到一台诊断仪器的质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可即便是这样，医生也无“我”，也很难诱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而中医的个性色彩如此之浓。以至于一个老中医离去，他的医学也随之消失。中国文化中的“我”无处不在。以至于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纯客观的阐述没有多大意义。比如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我的母亲》，老师会认为纯客观的描述，把自己的母亲写得象别人的母亲似的绝对是败笔。这样题目不过是告诉你要明写母亲而已，但你如果没有通过写你的母亲从而把你这个人暗写出来，把你的一棵赤子之心写出来，那么这篇作文就没有意义。